2014年7月，中国建筑防水协会和北京零点市场调查与分析公司联合发布了《2013年全国建筑渗漏状况调查项目报告》，经过抽样调查显示，我国地下建筑渗漏率达到57.51%，个别城市的地下建筑渗漏率甚至达到了100%，这引起了社会各界的警醒。

 

　　全国政协一直关注建筑安全，今年2月，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赖明带领部分全国政协委员赴北京龙阳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就“地下渗漏与建筑安全”进行专题调研，并在两会期间提交了相关提案，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11月17日，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国政协杂志社又召开“关注地下渗漏，提升建筑工程质量”座谈会，全国政协委员和相关专家学者以及企业代表围绕建筑安全问题积极建言献策。地下渗漏的问题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今年1月上线的一部电影《夺命地铁》，讲的是莫斯科的一处隧道结构因施工质量问题出现了裂缝、天花板漏水却没有引起重视，最终造成了结构坍塌、河水倒灌，引起了毁城危机。

 

　　相较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垮塌等建筑事故，地下渗漏水对建筑工程的侵蚀是缓慢的，由于具有隐蔽性，因此对百姓生命及财产安全的潜在威胁更大。

 

　　这应正了中国的一句古语“千里之堤，毁于蚁穴”。

 

　　然而，这“蚁穴”到底是怎么造成的？

 

　　据了解，自来水管网渗漏是地下渗漏的重要原因之一。全国政协委员、住建部原副部长郭允冲表示，2013年我国自来水管网渗漏率是15.69%，这个数字比2010年的15.49%提高了0.2个百分点，牡丹江、延吉、图们等城市的渗漏率高达50%以上，而在西方发达国家，自来水的管网渗漏率是8%—10%。对于其原因，郭允冲分析，一是设备、管网陈旧；二是建筑工程标准质量普遍低；最后是管理不到位，从施工到设计都存在管理漏洞。

 

　　不过，在很多专家看来，这只是造成渗漏的一个外在原因。当前的悖论是，防水材料和防水技术水平越来越高，防水工程验收合格率越来越高，渗漏率反而也越来越高。北京龙阳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伟告诉记者，建筑地下渗漏其实是地下结构质量的一面镜子，地下渗漏率高反映出建筑地下结构存有先天缺陷，这是根本问题。

 

　　“建筑地下防水工程的重要性仅次于结构工程。”中国建筑业协会质量分会会长杨嗣信非常认同王伟的观念，他告诉记者，现在的建筑是两道防线防水，一道混凝土自防水，另外一道防线是卷材防水。但这也有弊端，因为图纸里没说清楚这两道防线以哪个为主，这就导致两者互相依赖，到最后谁也依赖不了。所以他建议地下工程的混凝土不仅具有结构的功能，同样也要有防水的功能。

 

　　但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能找到防水材料本身生命周期跟混凝土生命周期是一样的。北京市政协委员、万科集团高级副总裁毛大庆表示，由于生命周期不一样，就会造成混凝土和防水材料不能很好的结合，最终是以生命周期短的防水材料来决定防水的时间。

 

　　问题并未如此就结束，在北京城建科技促进会常务副理事长王建明看来，“观念问题才是造成渗漏的根源。”当前比较流行的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大家知道我做了防水也漏水，怎么办？那就是非常简单凑合把防水做完，费用压得很低，漏了再堵，这是普遍的观点。另一种观点是，反正都要漏水，那干脆就不做防水，漏了以后再去堵，再去修。这样，实际上是建筑方认为渗漏对结构影响不大，做不做防水仅仅作为功能上受影响，漏了去修、堵，没有把防水的渗漏问题上升到建筑质量安全的层面。

 

　　“蚁穴”找到了，如何破解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系统性地创新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仁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秦升益认为，要从材料、结构、施工技术三个进行技术创新，这是解决地下渗漏的一个有效途径。

 

　　当前，日本就做了相关的尝试。据毛大庆介绍，日本的地下防水已经搞“三明治技术”，变成基本防水。不过,他也谈到这个技术创新是和建筑地下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日本的技术是在保证结构的前提下，再把卷材浇筑到这个结构里去，这样就根本不存在剥落问题，不存在生命周期问题。因此，毛大庆强调“结构防水很重要，这是底线。”

 

　　毛大庆的说法代表了许多专家的心声，他们认为，防渗漏工艺做法核心还是在保证结构自防水的前提下完成，要加强对容易出现渗漏问题关键节点的防水构造做到防排结合，真正实现以自防为主，材料防水为辅。

 

　　我国《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明确表述：“建筑地下防水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结构主体防水，二是细部构造防水。”这种表述与屋面防水的表述有非常大的不同。然而，在实际防水工程中，结构防水“悄然隐身”，附着在结构外面的“其他防水层”却喧宾夺主，“其他防水层”作为建筑地下防水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不是主要部分，却去解决和肩负建筑地下防水的全局问题，无疑是不现实的。

 

　　杨嗣信认为，这一问题亟待重视。他建议还是要依托科技创新，把防水同结构和混凝土结合起来，两位一体，要抓住混凝土的防水功能，“过度依赖‘防水材料’已成通病，造成建筑地下结构的许多问题被忽视和遮蔽，而防水结构设计和管理上的缺陷，是任何防水材料都无法弥补的。”杨嗣信如是说。

 

　　这实际上也就是导致出现建筑工程的防水材料和技术水平越来越高，验收合格率越来越高，但使用中的渗漏率却也越来越高的原因。

 

　　怎样解决这样尴尬的“三高”？王伟建议，建筑地下防水是系统工程，企业要打破独立作业的传统模式，抛弃长久以来形成的过度依赖“材料”的思维，融入到整个防水关联关系中。从“被动防水”转换为“主动防水”，从源头做起，在勘探、设计、防水混凝土生产与施工、防水材料供应与施工、细部构造、后期维护的关联过程中，通过管理链条环环相扣，把防水的理念贯彻始终。

 

　　创新和结构的结合只是从技术层面解决了问题，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这涉及到多学科、多体系以及上下游共同整合庞大系统工程，不是一个企业、领域乃至一个行业独立完成的。”毛志兵的话将地下渗漏问题引到了一个更广的社会层面。

 

 

　　“政治以及道德理念完全可以写入窗框和门把手。一块石头基座上的一个抽象玻璃匣子也能唱出宁静与文明的赞歌。”英国著名作家阿兰.德波顿在《幸福的建筑》一书中，不无诗意地写出建筑安全与政治和社会道德之间的内在联系，建筑安全需要的不仅是道德的约束，也需要政府的监管。

 

　　我国的建筑防水行业，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虽然起步较早，但在发展过程中受到的重视不足，以致行业内鱼龙混杂。在众多专家看来，技术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式，关键在于要建立相关的制度，杜绝“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毛大庆认为，地下渗漏问题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涉及建筑行业的商业伦理问题。

 

　　“一些地方开发商有个特点，在建筑工程上重造型、重外表，而不重视内在质量好不好，这种思维直接导致工程中装修的价钱提得很高，而地下工程费用却捉襟见肘。”王伟认为，要解决我国地下工程安全问题，首先需要改变的是观念，建筑不仅要面子也要里子。

 

　　中国建筑业协会材料分会会长刘洪祥则说得很直接，要德化，没有道德就没有教化。

 

　　实际上，保证建筑安全，德是一方面，法则是关键。

 

　　“为什么我们建不出好的房子，一方面是人的素质跟不上，另一方面是法律法规约束性不够。”赖明认为，地下建筑渗漏问题在我国家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当中带来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应该引起各方的高度关注，并且需要加强监管和执法力度，还要对“监管”进行监管，避免腐败的滋生。

 

　　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李玉光也将根本原因归结于地下工程建设的法律责任不到位。他指出，近年来国家陆续发布了条例，对城乡规划领域的开发、使用作出一系列规定，其中并未明确对于地下工程的开发利用，相关主体应如何承担相应责任。

 

　　“工程质量问题多发，既有技术层面因素，同时也有管理不到位造成的原因，根源就在于责任心不足。”王建明建议，建立施工工人技术体系，建立产业工人的诚信体制，逐步提升施工质量。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侯云春更是呼吁，应建立地下建筑工程渗水建筑工程的终身可追究制。

 

　　从“源头”、从“根本”解决建筑地下渗漏难题，是一个涉及到多学科、多体系以及上下游共同整合的庞大系统工程，不是一个企业、一个领域，乃至一个行业可以独立完成的。只有通过国家相关层面的重视，体制方面的引导及相关强制性标准的落实，才能促使所有关联方认真履行责任，通过保障和提升地下结构质量，从源头、从根本解决地下渗漏痼疾。

 

　　“建筑工程质量和建筑安全紧密相连，是个系统工程，也是个社会工程，关系百姓的安危。”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王国卿表示，地下渗漏必须引起社会各界足够的重视。

 

　　住建部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司副司长曲琦表示，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年制定的《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方案》提出，通过两年治理行动，规范建筑市场秩序，落实工程建设五方主体项目负责人质量终身责任，建立健全建筑市场诚信体系。

 

　　这让人们对解决地下渗漏，提高建筑安全有了更多的期待。